在我国5000多年文明发展史中,安徽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悠久的历史传承，孕育出了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体系。最近，淮北师范大学余敏辉教授撰写的《大运河文化》作为安徽“五大文化”丛书之一，由安徽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通过系统性的研究，改变了安徽大运河文化研究零散、模糊、空泛的学术认知，建构了系统、清晰、立体的安徽大运河文化谱系，展现了地域文化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全书分为十三章，辅以前言、结语和后记，凡24万字，结构清晰，论证严谨，书中诸多真知灼见，展现出作者多年深耕大运河文化研究的扎实学术功底。

众所周知，大运河作为“中华文化重要标识”，深刻诠释了中华文明灿烂辉煌的悠久历史，也是重要的线性文化遗产，承载着新时代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使命担当。安徽大运河文化标识性概念的提炼是文化凝聚力、文化自信心和文化影响力的核心，也是安徽文化强省战略的重要基础和发展指引。《大运河文化》正是立足这一时代背景，呼应安徽“五大文化”研究，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增强安徽文化影响力，堪称建构安徽大运河文化话语体系的研究典范。

一、以“地下”证“地上”：构建“大运河文化标识”新体系

与安徽淮河文化、长江文化鲜明的形态相比，安徽大运河因“绝大部分湮没于地下”，文化内涵尚显模糊，文化面貌也不甚清晰。该书最显著的特色在于，它并非简单复述大运河的“国家叙事”，而是立足于安徽大运河的遗产现状，对其考古发现材料进行深入解剖，创造性地构建了一套“安徽大运河文化标识”概念体系。作者以丰富的考古发现材料为基础，通过对柳孜运河遗址、通济渠泗县段、埇桥遗址、烈山窑址等重要遗址的深入剖析，用详实的证据论证了这段运河作为“隋唐大运河活化石”和“南北技术交流中转站”的独特价值。书中将埇桥、花石纲、烈山窑、木岸狭河等原本分散的遗存，整合为“地理标识”“工程标识”“商贸标识”“民俗标识”“文艺标识”“考古标识”等有机的文化符号群，系统性地展现了安徽段在南北交流中的枢纽作用。这种从“地下”沉睡的遗址中“唤醒”历史，并将其提炼为鲜活“标识”的研究路径，使安徽大运河文化从抽象模糊的形态认知转化为形象可感、鲜活立体的文化形态，不仅为理解大运河文化的深层内涵开辟了新路径，也极大地丰富和具体化了安徽在中华文明版图中的文化标识。

二、深潜与浅出：严谨考证与生动表达的深度融合

在研究方法上，该书以严谨细致的学术态度，在叙述表达上做到了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实现了学术深度与人文温度的完美结合。著作从宏观的历史背景到具体的遗址分析，层次分明，逻辑清晰。在史料运用方面，既重视《隋书》《宋史》等正史文献的考证，也特别关注地方志、碑刻、口述史等民间资料的收集整理，形成了相互印证、较为完整的证据链。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并未止步于枯燥的考据，而是通过生动的历史叙事，为冰冷的遗址注入了灵魂。例如，在讲述埇桥遗址时，书中并非仅罗列考古材料，而是引用“先有埇桥，后有宿州”的民间谚语，并详细考证了白居易、苏轼等与此地的渊源，让读者理解“没有埇桥，就没有宿州”的城市发展逻辑。书中还恰当地运用了“无徽不成镇”等民间谚语，以及皮日休《汴河怀古》“共禹论功不较多”等大量诗词典故，不仅增强了文本的文化底蕴，更让读者在历史与文学的交织中，深切感受到大运河的兴衰与荣光。

三、从遗产到资源：服务当代发展的实践价值

该书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还体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和实践指导意义。作为《安徽“五大文化”丛书》中的重要一卷，《大运河文化》的定位并非孤立的“点”状研究，而是将其置于与徽州文化、长江文化、淮河文化、黄梅戏文化的互动关联中，共同提炼安徽文化的独特标识。作者基于对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深入研究，富有创见地提出了“错位＋协同”的发展思路。书中指出，安徽段应主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与江苏、浙江等省的“明清运河”形成差异化定位，主打“隋唐大运河第一渠”的核心IP，避免同质化竞争。同时，作者还提出了“考古遗址公园+非遗活态传承+生态廊道”三位一体的保护利用模式，以及“还河于民、还景于城”的发展理念，强调文化遗产保护要惠及民生、服务社会。例如，书中建议将泗县活水遗存段打造为最美“城中河”，将柳孜运河遗址等纳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申报计划，这些建议既有理论高度，又具有可操作性，将历史研究转化为推动皖北文旅高质量发展、服务当代文化建设的现实动力，体现了社科研究工作者服务地方的责任担当。

四、图文互证：直观呈现千年运河的物质形态

本书在呈现方式上也颇具匠心，特别注重图文结合的表达方式，极大地增强了内容的丰富性与说服力。书中精心插配了40余幅视觉资料，与文字叙述相得益彰。例如，在论述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时，展示了柳孜运河桥梁遗址、通济渠泗县段等具有标志意义的遗址实景照片和文物图片，让读者直观感受“地下运河”的震撼；在分析工程技术时，配以“木岸狭河”遗迹示意图和宋代《清明上河图》中的虹桥局部图，使抽象的水利原理变得一目了然；在介绍出土瓷器时，则通过烈山窑黄釉印花砖、白釉褐彩碗等典型器物的图片，并辅以窑口、年代、尺寸、工艺特征等说明的表格，让读者能够清晰地辨别不同窑口的风格差异。这种“以图证史”的方式，不仅帮助读者更直观地理解专业内容，让沉睡千年的文物“活”了起来，也增强了书籍内容的丰富性，给人以鲜活真实的视觉形态感知。

当然，作为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安徽大运河文化研究论著，《大运河文化》一书也存在值得深化之处。例如，对汴河“非遗”南北文化互动交融等大运河文化标识性内容还可加强解析；对汴河诗词中的情感意象与名人情缘的文化差异性也可进一步辨析；部分研究专题，如埇桥遗址、花石纲遗址的史料挖掘和研究深度尚有拓展空间。

综上所述，《大运河文化》是一部兼具学术深度与人文关怀的力作。它不仅以“运河文化标识”的全新理论框架，填补了隋唐大运河安徽段系统性研究的缺失，为地域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更以其严谨而不失生动的叙述，将“埋藏于地下的辉煌”转化为可读、可感、可用的文化资源。该书的出版，是安徽地域文化研究的重要收获，也是将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展示出来的一次成功实践，为讲好中国大运河故事贡献了独特的“安徽智慧”。

本文发表于《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3期

作者：张甦，历史学博士，淮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安徽省大运河文化研究中心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