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汴河）横贯安徽北部，境内全长约180公里，流经淮北市濉溪县、宿州市埇桥区、灵璧县、泗县，是隋唐至北宋时期连接黄河、淮河两大水系的交通大动脉。这条被誉为中华民族悠远绵长的文化基因和安徽地域文化特质生动载体的黄金水道，不仅承载了南粮北运的国家命脉，更催生了沿岸城市的兴起。

唐元和四年（809），朝廷为保护漕运安全，析徐州符离县、蕲县和泗州虹县设立宿州，州治即置于汴河咽喉处的埇桥。此后千余年间，无数文人墨客行经此段运河，将旅途见闻、人生感怀凝于笔端，留下大量以汴河为主题的诗词作品。唐代诗人孟浩然《适越留别谯县张主簿申屠少府》中的“朝乘汴河流，夕次谯县界”，以一日之程见证了汴河水流的迅疾；中唐诗人王建《汴路即事》中的“天涯同此路，人语各殊方。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则生动勾勒出商旅辐辏、方言混杂的运河风情。这些诗词既是文学创作，也是珍贵的历史文献。透过“纸上运河”的文学书写，我们得以窥见大运河安徽段的自然风貌、漕运盛况、城市兴衰与文化记忆，感受这条被当地人视为“母亲河”的水道对地域文明的深远滋养。

地理书写：浊汴清淮与千里烟柳

唐代诗人李绅在《却入泗口》中写道：“洪河一派清淮接，堤草芦花万里秋。烟树寂寥分楚泽，海云明灭满扬州。”这首诗描绘的正是汴河与淮河交汇处的独特景象。诗中“清淮”与“浊汴”的对比，不仅是自然地理的真实写照，更成为后世诗人反复书写的经典意象。汴水浊、淮水清，两水交汇而清浊分明，这一独特景观引发了无数行旅之人的哲理思考。北宋诗人陈舜俞在《失题》中借这一自然现象抒发了对世道人心的感慨：“小清纳大浊，势不得自存……君子洁履操，小人为诈谩。”浊汴清淮的对比，在这里已升华为对人格操守的隐喻。学者研究表明，“清淮浊汴”已成为北宋行旅诗中具有象征意义的典型意象，承载着文人士大夫对世事清浊的深沉思考。

汴河两岸最为醒目的地标，莫过于隋炀帝时期栽植的千里柳堤。大业元年（605），隋炀帝开通济渠，两岸皆筑御道，遍植柳树。唐代诗人白居易《隋堤柳》诗云：“西自黄河东至淮，绿影一千三百里”，极言柳堤之绵长。唐末五代词人毛文锡《柳含烟·隋堤柳》亦咏道：“隋堤柳，汴河旁，夹岸绿阴千里。龙舟凤舸木兰香，锦帆张。”词中以绿柳千里的视觉画卷，唤起对隋唐盛世的追忆。这条柳堤在安徽段尤为著名，后世文人经行此地，无不触景生情。晚唐诗人罗隐《隋堤柳》写道：“夹路依依千里遥，路人回首认隋朝。春风未惜宣华意，犹费工夫长绿条。”诗人借柳条的年年新绿，反衬王朝兴替的无情，赋予寻常景物以深沉的历史感。当代诗人亦有“隋堤烟柳不成春，残月临波照影新”之句，以冷色调的笔触勾勒出萧瑟图景，让“江潮犹泣未归人”的意象成为承载历史记忆的容器。可见“隋堤烟柳”作为大运河安徽段文化的精神路标，既是这片土地上可以触摸的历史坐标，又升华为一种承载集体记忆的文化图腾，浑然一体地融汇了历史的沧桑印记、自然的灵动神韵与人间的悲欢冷暖，宛如一道贯穿唐宋诗坛的隐秘书写脉络，不断唤醒诗人对王朝命运浮沉、生命存在哲思以及极致美学体验的深沉共鸣与集体表达。

宋代诗人尤为钟情于汴河柳色。诗人梅尧臣《汴堤莺》云：“古堤多长榆，落荚鹅眼小。其下迅黄流，其上鸣黄鸟。”诗人张耒《离宿州后寄兄弟》亦有“两行绿树当隋岸，一片春云限楚天”之句。这些诗作不仅描绘了汴堤柳色的季节变化，更将个人情感融入其中——柳条既是离别赠物，也是乡愁寄托。至明清时期，“隋堤烟柳”已成为宿州八景之一，清代诗人龚起翚《隋堤烟柳》描绘道：“芳堤春正丽，风静绝埃尘。柳色含霏润，烟姿拂黛新。”千年柳色，至此已成为地域文化的精神符号。

漕运记忆：舳舻相继与城市兴起

汴河的核心功能在于漕运。唐代宗广德年间，理财家刘晏改革漕运，于诸道设置十三巡院，埇桥即为其中之一。宋代漕运更盛，参知政事张洎在《论汴水疏凿之由》中称：“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诗人梅尧臣在《汴渠》诗中描述了漕运盛况与民生负担的矛盾：“我实山野人，不识经济宜。闻歌汴渠劳，谩缀汴渠诗……苟欲东南苏，要省聚敛为。”诗中既有对国家赖汴河以通的清醒认识，也有对东南百姓负担沉重的深切关怀。梅尧臣一生中的运河行旅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在宋初诗人中并不多见，其现存诗歌中有百余首关涉运河，这些诗作深刻犀利又不乏理性评价，批评了部分统治者借汴河进行的掠民和奢侈活动。

诗人对汴河的评价常带有辩证色彩。晚唐诗人李敬方在《汴河直进船》中直言：“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这首诗深刻揭示了漕运背后“利”与“害”的双重性——汴河确实便利了南北交通，但也成为搜刮东南财富的通道。晚唐诗人皮日休《汴河怀古二首》其二更是流传千古的名篇：“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诗人以辩证眼光审视历史，既承认隋炀帝开河劳民的过错，也不抹杀汴河“至今千里赖通波”的客观功绩，可谓公允之论。隋朝末期民歌中对劳役之苦的控诉更为直接：“我儿征辽东，饿死青山下。今我挽龙舟，又困隋堤道。方今天下饥，路粮无些小。前去三千程，此身安可保！”（无名氏《挽舟者歌》）这些来自底层的声音，与文人诗作形成互补，共同构成汴河漕运记忆的多重面相。

繁忙的漕运孕育了沿岸城市。宋代诗人对此多有描绘，梅尧臣《汴河雨后呈同行马秘书》云：“雨霁晚虹收，河堤净如扫。清阴拂人树，翠色垂流草。汉漕走王都，华言杂夷獠。”诗中“华言杂夷獠”五字，生动勾勒出汴河上南来北往、语言混杂的繁忙景象。诗人张耒《宿虹县驿》也有类似描写：“长堤隘舟车，上下无暂歇。煎熬古驿门，聒聒争琐屑。东南淮浙富，输馈日填咽。”这些诗作为后人留下了运河航运繁荣的生动注脚。安徽段沿线城市“因水而兴、因水而衰”，如宿州、灵璧、虹县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得以快速发展，柳孜、白掸、蕲泽镇等集镇也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构成了“因河而生”走向“因河而兴”的城镇发展谱系。北宋文坛领袖苏轼元丰八年（1085）途经宿州时所作《南乡子·宿州上元》，更是以“千骑试春游，小雨如酥落便收”“此去淮南第一州”等句，盛赞汴河岸边宿州的繁华景象。

人生驿站：行旅羁愁与乡关之思

对于古代文人而言，汴河不仅是交通要道，更是人生旅途的见证者。无数士人经此北上赴京赶考，或南下任职贬谪，汴河之上，承载了太多的离别与重逢。唐代诗人白居易与汴河渊源尤深。他少年时随家迁居宿州符离，在此度过了青少年时期。长庆四年（824），白居易自杭州刺史任满归洛阳，途经汴河，写下《汴河路有感》：“三十年前路，孤舟重往还。绕身新眷属，举目旧乡关。事去唯留水，人非但见山。”三十年前的旧路，已是物是人非，唯有汴水依旧东流。这种人事代谢而山河永恒的感慨，成为行旅诗中最动人的主题。其著名的《长相思》词更是将汴河与情感融为一体：“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以悠悠河水写尽绵绵离愁，诗中所写的“汴水”“泗水”与安徽段运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北宋诗人梅尧臣与汴河缘分尤深。他一生多次行经此段运河，留下数十首相关诗作。庆历四年（1044），诗人丧妻失子，舟行汴河之上，作《书哀》诗：“天既丧我妻，又复丧我子，两眼虽未枯，片心将欲死。”人生的巨大悲痛，与汴河的日夜东流形成强烈对照。至和三年（1056），梅尧臣服母丧期满，再次浮汴北上，舟滞泗州，与友人朱表臣、杜挺之等人唱和往还，留下大量诗作。其《将解舟走笔呈表臣》云：“昨夜讴吟泻春酒，今朝波浪下黄河。主人不暇匆匆别，为倩流莺寄语过。”在这些诗篇中，汴河既是阻隔行程的现实障碍，也见证了文人之间深厚的情谊。运河行旅不仅增加了梅诗的创作量，扩大了创作题材，更对其“平淡邃美”风格的形成产生了显著影响。

宋代诗人张耒也是汴河上的常客。他的《离宿州后寄兄弟》写道：“落日村桥涕泫然，东风匹马去翩翩。两行绿树当隋岸，一片春云限楚天。妄意致身常许国，强颜得禄废求田。幅巾会作淮南叟，白发相收一钓船。”诗中既有对兄弟的思念，也有对仕途的无奈，汴河两岸的绿树春云，成为诗人情感的寄托。其《发泗州》更是将个人命运与汴河紧密相连：“万艘猎猎战风桅，我亦孤舟别岸隈。漠漠晓云生木末，萧萧飞雨送帆开。消磨岁月书千卷，零落江湖酒一杯。因病得州真漫尔，功名于我亦悠哉。”诗人自嘲功名无望，却也在这条古老河流上找到了心灵的慰藉。苏轼元丰七年（1084）与秦观别于淮上，作《虞美人·波声拍枕长淮晓》云：“无情汴水自东流，只载一船离恨、向西州”，将抽象的离愁具象化为汴水承载的重量，成为后世传诵的名句。

值得特别提及的是，1999年淮北柳孜隋唐大运河遗址出土了一件刻有诗句的唐代长沙窑陶执壶：“夕夕多长夜，一一二更初。田心思远客，门口问贞夫。”这首析字诗以民间视角书写思妇之情，每一句前两字组合即成第三字。这只陶壶从长沙窑口流转至柳孜码头，又在运河边破碎湮没，千年后重见天日，其上的诗句成为汴河见证人间悲欢的独特物证——它不仅证明当时汴河沿岸商业经济的活跃，更以底层百姓的朴素情感，与文人诗作共同构成汴河行旅记忆的完整光谱。

历史沉思：兴亡之叹与运河意象

汴河因隋炀帝开凿而诞生，其本身就是王朝兴衰的见证者。历代诗人行经此河，往往触景生情，追怀历史。晚唐诗人许浑《汴河亭》云：“广陵花盛帝东游，先劈昆仑一派流。百二禁兵辞象阙，三千宫女下龙舟。凝云鼓震星辰动，拂浪旗开日月浮。四海义师归有道，迷楼还似景阳楼。”诗中铺陈隋炀帝南巡的盛况，结尾以“迷楼”与“景阳楼”对举，暗示隋朝与陈朝同样因奢靡而亡。这种以史为鉴的书写模式，在后世汴河诗中反复出现。“诗豪”刘禹锡《杨柳枝词九首》亦有“炀帝行宫汴水滨，数枝杨柳不胜春。晚来风起花如雪，飞入宫墙不见人”之句，以汴水之滨的行宫与随风飞舞的杨花，营造出浓重的历史沧桑感。

宋代诗人面对汴河，更多了一层现实关切。北宋灭亡后，汴河漕运中断，河道日渐淤塞。南宋诗人范成大乾道六年（1170）出使金国，途经汴河故道，写下《汴河》诗：“汴自泗州以北皆涸，草木生之，土人云：本朝恢复驾回，即河须复开。”诗中写道：“指顾枯河五十年，龙舟早晚定疏川。还京却要东南运，酸枣棠梨莫蓊然。”面对枯竭的河道，诗人寄望于有朝一日王师北返，汴河重开。这种对国家统一的期盼，赋予汴河诗新的时代内涵。南宋理学家刘子翚《汴京纪事二十首·其五》则通过汴河今昔对比，抒发故国之思：“联翩漕舸入神州，梁主经营授宋休。一自胡儿来饮马，春波惟见断冰流。”诗中“联翩漕舸”与“断冰流”的意象对照，真实再现了北宋由盛而衰的历史轨迹。安徽段“从繁华走向落寞”，以静态“遗址”为主，成为“湮没的辉煌”，但泗县段至今仍有河道遗址约47公里，保持着“活态”遗产的特点，展现出“动静并存”的独特保存模式。

明清时期，汴河已成为怀古的经典意象。明代诗人李濂《汴州怀古四首》其一云：“黄河回绕宋神州，聒耳涛声日夜流。堤柳似知朝代改，半含烟雨半含愁。”清代诗人王士禛《宿州东门道曰汴堤，古隋堤也，作隋堤曲》：“殿脚三千事已非，隋堤风物尚依稀。玉蛾金茧飘零尽，谁见杨花日暮飞。”在这些诗作中，隋堤柳色已成为历史沧桑的象征，承载着诗人对往昔繁华的追忆与对世事变迁的感慨。值得一提的是，安徽段留存的花石纲遗址，作为北宋晚期特殊社会形态的遗存例证，揭示了统治集团如何将艺术异化为压迫工具，将漕运通道改作奢靡专线，成为王朝灭亡的加速器。保护好这些文明悲剧的“化石”，不是为了缅怀过去，而是为了让未来不再重蹈覆辙。

古今对话：从古汴河到新汴河的文化赓续

古汴河历经千年变迁，至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宋金议和、划淮为界，漕运中断，河道日渐淤塞。1966年，为解决水患、兴修水利，数十万民众历时四载，沿古汴河故道开挖新汴河，全长127.1公里。这条新运河不仅继承了古汴河的走向，更延续了其作为“母亲河”的使命——防洪、排涝、灌溉、航运，至今仍造福沿岸人民。新汴河工程被誉为“社会主义水利建设的史诗级实践”，称其“以现代科技重构了古汴河水系”。

值得深思的是，新汴河的诞生唤起了人们对古汴河的文化记忆。当代诗人创作的《汴水谣》以皖北泗州戏“拉魂腔”为唱腔基础，赞美宿州人民开挖新汴河的奋斗精神，荣获安徽省“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当地还流传着《新汴河选线》等诗歌，记录当年“头顶骄阳似火烧，青纱帐中定桩标”的艰辛历程。这些当代创作与千年前的汴河诗词遥相呼应，构成了一条穿越时空的文化脉络。同样延续运河文脉的还有被誉为“安徽的南水北调”的引江济淮工程，被称为“现代版京杭大运河”，是中华民族在特定历史坐标系上对人水关系给出的壮丽答卷。

在泗县，现存28公里运河故道，其中5.8公里保持着原始历史风貌，是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段唯一有水的“活态”遗存，2014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段堪称研究隋唐大运河历史“活化石”的河道，巧妙融合了自然与人文的精髓，成为探索运河文化遗产古今共生路径的独特样本。当地建设了隋唐大运河博物馆、运河遗址公园等项目，将古老运河与古泗州历史文化有机结合，打造“水韵泗州”文化名片。在宿州市博物馆，一幅长达54米、高4米的隋唐大运河遗址地层剖面，以考古实物向人们展示着运河千年变迁。淮北市博物馆（隋唐大运河博物馆）则因收藏汴河沉船和河道淤泥中出土的二十多个全国著名窑口的高古瓷，被誉为“高古瓷百科全书”，这些瓷器既是艺术珍品，又是运河贸易的直接证据。这些保护与传承的实践，与历代诗词中的汴河记忆相互印证，共同构成大运河文化的完整图景。

结语

从白居易的“汴水流，泗水流”（《长相思》）到梅尧臣的“上牵下橹日夜来”（《汴之水三章送淮南提刑李舍人》），从皮日休的“共禹论功不较多”（《汴河怀古》）到范成大的“指顾枯河五十年”（《汴河》），从柳孜运河遗址出土陶壶上的民间诗句到苏轼笔下的“此去淮南第一州”（《南乡子·宿州上元》），历代诗人与无名百姓用笔墨为汴河留下了丰富的历史影像。这些诗词作品，既是文学的创造，也是历史的记录——它们见证了汴河从繁华漕运到逐渐淤塞的千年变迁，记录了沿岸城市的兴起与衰落，承载了无数行旅之人的悲欢离合。

大运河安徽段作为通济渠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代诗词中留下了深刻印记。透过“纸上运河”的文学书写，我们得以触摸这条古老水道的历史脉搏，感受它对地域文化的深远滋养。今日新汴河的流淌，不仅延续了古汴河的水利功能，更接续了其作为文化血脉的精神传承。从诗词出发，认识大运河、保护大运河、传承大运河文化，正是我们今天回望这些千年诗篇的意义所在。做好大运河安徽段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利用工作，不仅是将丰厚的历史遗产转化为区域发展的新动能、助力皖北振兴的关键举措，更是推动安徽建设文化强省与高品质旅游强省的重要支撑，旨在为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中华文明、彰显文化自信贡献来自江淮大地的智慧与力量。

（本文发表于《江淮文史》2026年第3期）